1950年初，广东番禺，张治中带着家人登上一条小船，驶向南海一座距离海岸不远的小岛。此行没有公开身份，也没有随行仪仗。夜色压在海面上，船舱里的人都明白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探亲。 小岛上有一栋两层小楼，张治中一家暂住其中。按照安排，他将在这里同蒋经国、陈诚方面接触，试探国民党内部是否还有愿意缓和局势的人。谈不上公开谈判，却关系到两岸能否保留一条沟通渠道。 凌晨两点左右，叶剑英方面送来紧急通知：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住处，立即转移。张治中没有迟疑，连夜带着家人搬走。第二天，那栋两层小楼果然遭到飞机轰炸。多年以后，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仍说：“叶帅救了我们全家。” 这场惊险撤离，正是张治中晚年继续奔走于和平道路上的一个缩影。有人只记得他曾是国民党上将，却容易忽略，他在关键关头一次次选择了劝和，而不是把局势推向更深的冲突。 张治中与共产党人的交往，早在重庆谈判时期便已十分密切。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张治中不仅提供住所，还安排部队负责警卫。担心保护不够，他又让亲属率警卫力量部署在附近，并挑选人员化装留在住所内，负责日常事务。 这种安排不是姿态。张治中清楚，谈判桌上的一句话，可能牵动整个中国；而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一旦出了问题，和平就会彻底失去机会。毛泽东后来称他为“和平将军”，并评价他是“真正希望和平的人”。 抗战胜利后，张治中出任新疆省政府主要负责人。他到任不久，便释放盛世才时期关押的共产党员及相关人员，其中包括杨之华，并设法护送他们返回延安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重启内战，直言多年抗战已经使国家民穷财尽，再战只会让百姓承受更大苦难。 1941年3月2日，皖南事变后，张治中曾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意见。抗战结束后，他又以万言书劝阻内战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话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决策。张治中敢讲，蒋介石却未必愿意听，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人多年的关系。 1949年初，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主持北平和谈，张治中成为南京政府方面的首席代表。4月15日，双方拟定《国内和平协定（最后修正案）》，南京政府拒绝接受，谈判随即破裂。张治中陷入两难：回南京，可能遭到追责；留在北平，又像是背离了派遣自己前来的政府。 周恩来曾到六国饭店劝他留下，提醒他，回到南京、上海或广州，都可能遭到追捕。张治中却认为，自己既是首席代表，就应当回去复命。他不是看不见风险，而是始终把“身份责任”看得很重。 转折发生在4月25日。周恩来接张治中去机场，说是接一位熟人。飞机舱门打开，下来的是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、子女以及弟弟家属。原来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早已设法把他们从南京、上海安全送到北平。 周恩来随后表示，家属已经安全，张治中可以自行决定去留；如果选择离开，也会安排全家同行。张治中听完只说：“不要说了，我决定留下来。”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他在多年战乱与政治失望之后作出的选择。 留在北平后，张治中参与新中国筹建，并利用旧日同学、部属关系，协助推动新疆和平起义。1949年9月，新疆实现和平解放前后，他与陶峙岳等人保持联系，帮助减少军事冲突。对他而言，劝人放下武器，始终比鼓动厮杀更有意义。 1950年南海小岛上的秘密接触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。张治中率屈武、李俊龙、余湛邦等人，试图通过旧交向台湾方面传递和平意愿。后来朝鲜战争爆发，外部形势骤然紧张，这项工作被迫暂停。 但沟通并没有完全中断。1954年，张治中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对台讲话，反对“反攻大陆”，劝在台旧部和亲友不要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。1956年至1958年间，他多次公开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，并参与接待宋宜山、曹聚仁等人。 1958年金门危机期间，两岸都面临美国因素的牵制。张治中认为，台湾问题首先是中国内部问题，不能任由外部力量操纵。到1959年，他仍通过广播呼吁台湾方面派人来大陆了解情况，甚至点名希望陈诚、蒋经国能够亲自或派代表前来。 1964年，张治中曾在高雄与蒋介石会面，双方之间还保持过秘密书信往来。1969年张治中病逝前，仍让秘书转达，台海之间的沟通工作不能停止。他留下的关注点很明确：台湾问题要寻求解决，至于采取什么方式、在何时实现，应由历史条件决定。 特别